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王玲宁，上海外国语大学卓越学院副院长、教授 邓惟佳

　　伴随着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扩散，谣言、恐惧、歧视、污名等“信息疫情（infodemic）”在社交媒体上日益弥漫。在全球传播时代，“信息疫情”会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心理焦虑、社会恐慌、加深种族和地域歧视，强化刻板印象，加剧对立和冲突、阻碍交流与合作。其危害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Sylvie Briand博士所言，过多的真假不一的信息导致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有可能阻碍疾病控制和遏制，造成危及生命的后果。

　　历史上，谣言、流言、迷信总经常与疫情相伴而生。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社交媒体成了滋生虚假信息的最佳“温床”，虚假信息传播速度甚至比新型病毒还快。匿名性打破表达的禁忌、互动和传播的便捷性，以及人类对病毒未知的天然恐慌，这些都催动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裂变式传染，从而引发社会性恐慌。无怪乎《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刊文指出，新冠病毒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交媒体“信息疫情”。全球流行性疾病风险的防控，需要建立在社会公众的科学认知和广泛的社会共识之上，恐慌不仅导致各种非科学疗法满天飞，还会带来囤货潮，抢购风，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

　　恐惧助长歧视肆虐。在全球卫生恐慌之下企图将罪责归于某个特定地方或人，这在历史上也不鲜见。例如，1853年美国黄热病流行被归咎于爱尔兰和德国移民；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一些美国人错误地把传播病毒的罪责归给了德国，一些社区被称之为“疾病中的德国佬”。在社交媒体上，新冠病毒被归咎为武汉、中国、中国人，甚至扩展到整个亚洲和亚裔群体，歧视性的言论比比皆是。由此，疫病容易使不同群之间产生对立，使群体迅速“异化”，加剧种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而阴谋论的盛行更是成为全球性的景观，在社交媒体上，从宣称病毒是为减少世界人口有意为之到实验室泄露病毒到生化战争，不一而足。除了一些政治目的，大部分人对阴谋论的接受是出于归因、追责或者是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不可接受心理。只是在全球传播时代，把信息传播和关系建构结合起来的社交媒体，不仅能够制造、发布和传播信息，掀起舆论热点，还可以将不同的个人、组织和团体聚集在互动领域中，将舆论导向集体无意识，并与弥漫全球的民粹主义思潮共振，更助长了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的盛行。其危害不仅为全球科学家在针对新冠病毒的疗法和疫苗搜寻上的数据共享带来阻碍，危害在抗击病毒上的全球合作，也会为某些政客所利用，将病毒和疫情“政治化”。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新闻媒体机构的行为。尽管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体化的数字传播成为推动全球传播演进的主要动力，但据研究统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方主流媒体大多都制定了社交媒体战略，社交媒体进一步拓展了全球新闻的内容来源和渠道平台，社交媒体上超过85％的话题仍然是由媒介机构生产的新闻。新闻信息的传播在全球传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新闻传播在各国或各文化间的传播关系中依然是决定权力关系的重要力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在世界传播格局中拥有议程设置能力，左右舆论的能力依然强大。无论是出于政治性还是商业性的目的，具有强大资源的国际媒体机构关于中国疫情的歧视性和偏见性的报道，经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和扩散，其影响范围更为广泛，负面效应也更为显著。一些国际媒体在大量的新闻标题和政治评论中以Wuhan Coronavirus或者Wuhan Virus来称呼新冠病毒，有的甚至出现“黄祸”、“中国病毒熊猫”等词。以地名或者国家之名来给病毒命名，深深地打上了污名化的印记，这不仅不利于武汉的国际城市品牌建设，更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形象。

　　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疫情”来势汹涌，其造成的“次生伤害”并不亚于疫情本身。参与到全球卫生合作中去抗击疫情，治理“信息疫情”也是重要的工作之一。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抛开歧视和偏见，政府、科学家、民众团结一致，加强全球卫生合作，才是人类最终打败病毒的唯一选择。

　　打败虚假信息的从来都是权威、客观、及时的信息。2月，世卫组织联手社交媒体Twitter、Facebook、腾讯、抖音以及YouTube等展开对虚假信息的治理，确保搜索冠状病毒信息的人在搜索结果的顶部看到世卫组织所提供的权威信息，并能够链接到世卫组织的官方网站。中国作为疫情的发生地，需要加强疫情信息国际沟通机制，继续做好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协调，促进疫情信息共享和防控策略协调。疫情信息的国际沟通，可以把权威、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防止疫情传播的实践和做法、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药品疗效和经验方案等分享出去。在疫情发展之初，世界卫生组织就特别强调了与大众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性。这方面，国内的社交媒体要继续加强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打击谣言，发挥社会凝聚力和信任在有效应对疫情中的重要作用。

　　社交媒体是滋生“信息疫情”的温床，也是“隔离”和“消杀”疫情的战场。社交媒体上人们跨越国界的捐赠互助、志愿者活动，为患病者祈祷等，在恐慌中给人们带来希望。一些人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起的反歧视活动不胜枚举：政治活动家团体GetUp在Instagram和Twitter上发起的竞选活动，他们的标签是I will eat with you，借鉴了2014年悉尼林特咖啡馆遭到围攻后成功进行的反恐惧症的命名；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黎巴嫩的学生王宇在facebook上传了一段视频，讲述自己所遭遇的经历，呼吁停止无端的偏见。这段视频在黎巴嫩引起广泛关注，黎巴嫩议会议员邀请王宇一起录制访谈节目，呼吁黎巴嫩民众停止歧视中国人，支持中国共同抗击疫情。

　　传播学者克罗斯曾提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的批判能力”，这意味公众的判断水平在谣言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位公民都被赋权，在人人都能言说的时代，更要提高自身的媒介修养，谨行慎言，做一名合格的“地球村村民”。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